西高东低是我国自然地理的一大特点，多数江河都是东西走向，而大运河却是利用黄河、淮河、长江等河流的部分河段再修凿新渠连接而成，因此，运河贯通后，各段水位高低不一、水量盈亏各异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当时欲顺利行过各段漕渠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当时如果单靠船舶自然航行，不用人工拉纤的话，正月从杭州装满货物循运河北上，到扬州正是邗沟水荒之时，必须停留一个多月等水涨后才能开航，到三月才能渡过淮水进入通济渠(即汴河)水域，而此时汴河正值水浅之时，只得继续等候，到六月水涨后才能开到黄河口，而黄河汛期正在六七月间，要待水落方可启航，在此需等一二个月，才能进入黄河航道，然后开到洛阳，前后几乎用去一年的时间。如果要到长安，这800里路上虽有黄河和渭水可以直达，但这里滩险水急，航船常遭覆溺，因此，船行到此必须改行陆路，将满船粮米货物搬到牛车上，然后才能运至长安。

　　为了有效地发挥运河的功能，使之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隋朝以后各代统治者都积极设法解决险滩塞航、水位落差、河道淤塞以及水灾淹民等问题。

　　隋朝灭亡后，唐太祖李渊将都城设在长安。当时中央机构简单，高级文武官员仅600多人，加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种田，战时打仗，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国家负担并不。尽管运输困难，但靠运河缓慢地从江南输运一二十万石即足以维持开支。随着唐中央政权的巩固，机构逐步扩大，人数迅速膨胀。到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在长安的高级官唐初翻了一番。而府兵制在这时已被废弃，改为募兵制，兵大幅度增加，政府需要比以往大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粮食应付如此庞大的开支。关中地区虽号称沃野，但土地狭窄，物产远远满足不了京师所需。若遇水旱之灾，只能依赖江带的粮食维持生计了。唐代大诗人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而江南地区的货船又受阻于三门底柱一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中央政府把洛阳改为临时性的国都，称其为“东都”。每当陕西遭灾或青黄不接之时，皇帝便率大小官吏一同迁到洛阳办公，因为这里距江南较近，通过通济渠入邗沟即可直抵江南。而且这里在三门底柱以东，回避了运河险要河段，可以直接得到从江南通过大运河输运过来的粮食物资。唐高宗李治从此开始了逐粮而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高宗曾7次移居洛阳。唐高宗死后女皇武则天执政，她索性长期留住洛阳，再也不愿来回折腾了。

　　唐玄宗夺取政权后，又把国都迂回长安，江南粮米运输问题又重新困扰着唐中央政权。对此，大臣裴耀卿首先提出了分段运输的办法，他建议在汴河进入黄河人河口处建造一个大仓库，把江南的粮米布帛运到这里即卸入库中，待黄河适于航行时再将货物装船运送到长安。这个办法使江南的运输船只避免了因水位高低而等候航行的麻烦，节省了航行时间，同时也回避了经三门底柱险滩所遇到的风险，极大地提高了运输效率。以往通过运河每年运往长安的粮食仅在20万石左右，实行新的运输法后，每年可运到300万石粮食，增加10余倍，运输费用也大幅度降低。从此，十年九旱的陕西地区彻底解决了闹粮荒的历史。这对于稳定民心、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当地的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不久，这一带粮食基本自给，政府遂下令停止江南向长安输运粮食，而改为运输布匹等物资作为各地贡赋。裴耀卿所做出的成绩受到唐玄宗的赞赏，他也因此而被擢升为唐朝宰相。

　　分段转运的办法虽然提高了运输效率，但装船卸船仍显麻烦。不久，陕西刺史李济物又提出由水陆直达长安的运输方案。三门底柱一带多是高山，他建议在山上凿出一条小路，当黄河水涨时，用纤绳拉船而行。这样使货船不致被急流冲没，从而省去了反复装卸货物的麻烦。此后，韦坚又做了陕西刺史，他利用隋朝开凿的业已淤塞的广通渠旧河道，在渭水南开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河道，使运输船只从黄河开进渭水东段后折入这条运河，然后直达长安，从而解决了这段运输的种种麻烦，使长安与运河彻底连通起来。从此，交通闭塞的长安真正成为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各地的布帛、绸缎、铜镜、瓷器、笔墨文具，甚至广东的珍珠、象牙、翡翠、沉香都出现在长安的街头店铺。可以说，是大运河造就了盛唐，是大运河促进了唐朝经济的发展，大唐帝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从而也使唐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

　　裴耀卿所发明的分段运输法，为合理地利用运河奠定了基础。唐代宗时宰相刘晏受命掌管漕运，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段运输法推而广之施行于运河的各个河段。他根据各段运河的河道、地势、水势的不同特点，提出江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运行方案，采取长江、汴河、黄河、渭水分段接运的办法，基本解决了各段河道水位不一、水势不同难以连续通行的矛盾。为了配合这一方案的实施，唐中央政府在大运河南部的扬州设立了船运码头，作为东南各地漕粮(用船运送的税粮)交收的转运总站。并在各段河道岸口沿河建造大仓库，作为装卸储藏的转运站。凡江南粮船，运至扬州即交官入库，船即返还，自扬州起漕粮全由官船分段转运。于是，当时形成了长江粮船积扬州，汴河粮船积河阴，黄河粮船积渭口，渭河粮船积太仓的定制。

　　这种源于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由刘晏将其灵活运用并发扬光大广泛应用于运河全程的漕运方法，历史上称之为“转航法”。这一方法在大运河全线的实施，使虽已凿通，但难于使船只全程运行的京杭大运河，由一条死河变为南北贯通、货物云集的交通命脉。

　　为了进一步提高大运河的运输能力，刘晏又进一步发动沿河民众，疏浚各段河道，挖淤掘浅，培护河堤，修闸筑堰，并专设官员管理河道，同时禁止各地引运河水灌溉农田。从此，运河各段河水长流，漕船如梭穿行于运河之中。刘晏还根据大运河各段河道的不同情况，多方筹集资金，又在扬州建成10个大型造船场，雇募能工巧匠，按照一定规式，分别制造出能适应江、淮、河、汴、渭各段河道所使用的漕船。如：在汴河中使用的船，称之为“歇艎支江船”，共造成2000艘，每艘载重1000石。其他各段的船只规模即可窥见一斑了。

　　转航法的实行需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与之配合。刘晏依据运河航运的实际，规定每10条船为一纲，每船有30名船工水手，每纲共300人，每船另配篙工5人，每纲共50人。这些人经过严格的训练，不仅熟悉水性，而且通晓航行知识并恪守纪律。货船全由各地州县选派兵卒押运，尤以往京师去的船配备最为严整，称为“上门填阙船”，就连船上的绳索为防遇水腐烂，皆以巴、蜀、襄、汉等地产的麻和竹条制成。在三门底柱一带遇险时，水手船工便登岸拉纤，由篙工操舟持篙。这样虽然艰苦，但可以保证漕船安全渡险，免除了覆溺之患。对于纲船上运送货物10次无失者，国家不仅奖励而且还要授以官职。

　　刘晏所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发展运河交通的办法和管理措施，经过多年实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漕运制度。虽然这一切都是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而实行的，但不失为利国安邦、发展经济的良策。这是我国大运河航运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漕运改革，也是漕运史上的伟大创举。这套大运河航运的管理办法和运行手段成为此后历朝运河漕运的基本方法，并对我国运输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朝后期，战乱频起，国势日衰，各地军阀相互攻战，使社会经济受到极大摧残。此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军阀各霸一方，大运河也失去了它贯通南北的意义。多年的废置使运河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变得支离破碎、淤塞不堪。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动荡，直到北宋再次统一全国，大运河才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赵匡胤(即宋太祖)夺取了后周的统治权建立了北宋王朝。面对几十万大军粮秣军需和庞大的政府日常开支，选择一个最佳的城市作为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赵匡胤曾想到过隋唐旧都长安和洛阳，这两个地方“居国之中”，且易守难攻，诸多朝臣也倾向于此地。然而那里距经济发达的江南路途遥远，虽有运河沟通，但一路转运耗费颇多。若建都于江南又不利于北方安定，尤其是辽兵多年虎视眈眈，稍有疏忽恐招倾国之患。经朝野上下反复商议，终于决定把国都建在大运河中段的汴州城(即汴京，今河南开封)。这里地处北方，而汴河位于运河中部，南北交通都很方便，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大运河的运输效能，国家可以坐享其利。因此，北宋一朝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维护、利用和开发。

　　为了把大量的粮食从江南运到汴京，把浩繁的军需物资运到北方抗辽守边，宋朝统治者对大运河全线进行了严格的整治。为了保证运输的顺利进行，在运河上重新恢复了唐朝所实行的分段运输法，并在江南各地建立了转运司，负责汇集江南各地的物资并且担负储备和向北方发运的任务。在苏北设立了发运司，负责收储江南物资，待黄河水势适于行船时，再将货物陆续运往北方。同时发运司还负责收购市面上的粮米，将其存人仓库，以备江南船只延误时，可将库中粮米直接装船运往北方，实现了仓中常备漕运米，河中有水即行船的顺畅局面。发运司有可载400石米的大船60艘，每年往返三四次，加上其他零星船只，每年输运到汴京的粮米达600万石，是唐朝最大年运量的二三倍。苏北历来是重要的产盐区，北宋政府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度，江南的漕船把粮米交到发运司后，又可装上食盐运往江南各地。这样使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活跃了江南经济。

　　为了有效地解决运河淤浅航运不畅的难题，宋朝时在运河上修建了许多水闸，以求达到蓄水行船的目的。宋天禧二年(1018年)，在扬州河段置闸节水济运。天圣四年(1026年)，在江淮运河的南口真州和北口楚州分别设闸，适时启闭，解决了局部地区因水涸停航的问题。当时发明了一种解决河段间水位差这一难题的水闸，称为“复闸”。这种水闸的使用方法是待船行至关闭的闸前，然后关闭后闸，在两闸间或充水，或放水，以提高或降低水位，使闸中水位与前方河道一致，然后开前闸，使船通过。这种水闸的发明是水利设施中的一项重要贡献，至今仍广泛使用。同时还在一些河段重新修筑了堤坝，以约束河水使之达到行船的要求。宋真宗景德年间，李溥利用回空粮船从泗州载运大量石头在高邮以北筑起长堤。天禧年间张伦又用此法筑堤200余里。到南宋绍熙年间江淮运河两岸已全部筑起了河堤，有效地克服了江淮一带地势低洼、运河之水大量流失的问题。

　　由于大运河给宋朝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两宋时期各朝统治者都把大运河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十分注重运河的维修改建。就连迁往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政权为了满足其政治、经济的需要，在它日益缩小的势力范围内，在利用江南运河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疏浚改建工程。

　　南宋时期由于政治腐败，加之金兵南下，战乱不断，北方许多河段逐渐废弃，尤其是宋都南迁至临安，建立南宋政权后，国家南北分裂的局面再次出现。作为沟通南北经济命脉的大运河，在分裂动荡的年代里已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而最先遭受废弃之灾的就是淮北运河。当时有位由临安北上出使金国的使者，亲眼.目睹了淮北运河水道荒废的情景，并把所见写到日记之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淮河以南运河有水尚可行船，而淮河以北水道日渐干涸，继续北行，道路断绝，河身也完全湮塞了，有的地方河身和两岸一样高，河道里种着麦子，甚至还盖了房子，车马更是通行无阻。曾经名扬中外，“富丽甲天下”的宋都汴京，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繁盛之后，随着战火的袭扰，大运河的废弃，也变得满目疮痍、面目皆非了。

　　到南宋末年，大运河已经历了600余年的沧桑岁月，这之中虽屡遭破坏又几经修复，而运河本身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现今在地图上所看到的大运河是从北京直接南下通到杭州的，这与前面所说的运河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的形成，也就是说现在所看到的京杭大运河河道是元朝统一中国后，对运河进行大规模整修改道后最终的结果。

　　元朝是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它灭掉北方的金和南宋政权后，逐步统一了中国，并把北京定为它的国都。经过长期战乱的北方广大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江南地区较北方安定，所受损失较小，加之多年的发展，当时仍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为了把大量的物资运往北方，甚至运到北京，就必须有一条能够承担如此巨大运量的运输通道，统治者的目光自然要注意到大运河。可是，隋朝所开凿的大运河是一条连接陕西、河南和扛南之间的通道，而元朝的都城北京距运河尚有一段距离，原有的北方运河已失去作用，因此，元朝统治者下决心在北京到淮北之间开凿一条新的运河，与江淮运河连接起来，以满足它的统治需要。

　　这条运河工程分为两部分：首先从北京向东开凿了一条“通惠河”，在通州附近与白河相会，顺白河向东流到天津附近又与卫河相会。由于卫河在河南与黄河相通，如果从卫河乘船入黄河再由黄河进入淮河然后进入运河，再南下江浙，所绕弯路太多。为了缩短航程，在卫河中游向东南开凿了一条“会通河”，这样可以直达苏北的淮阴，在这里与原有的运河河道接通，这两大工程完工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在地图上所见到的京杭大运河航线。它从北京开始，经过通惠河、白河到天津，然后由天津经卫河、会通河到淮阴，再经原有的运河到达扬州，渡过长江经江南运河到达杭州。

　　这项浩繁的工程完工后，缩短了北京到杭州的距离，大量物资可以浩浩荡荡一路北上直抵京城。可是，好景不长，这条新的运河航路开通不久，东南沿海一带逐步兴起从海上运货人京的办法，大批的江南货船进入长江后东进人海，沿海岸线北上，进入渤海湾即可由天津抵达北京。由于海运比河运省钱，而且可以免去转运之劳和搁浅之患，因此，除北方一些内陆州县仍利用运河输运漕粮外，江南大部分货、粮船都改行海路。当时每年由运河输运入京的粮米仅为几万石，而通过海路运抵京城的粮米已达300多万石。

　　在元朝以后的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岁月中，京杭大运河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明朝最初建都于南京，由于这里是江南富庶之地，统治者自然不会重视京杭大运河的运输问题。明王朝迁都到北京后，南方粮米运输又成为一大难题。多年的海运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当时从事海上运输的船只都是木船，几乎没有抗御风浪的能力，船只倾覆事件时有发生。为此，明朝政府严令停止海上运输。京杭大运河又重新承担了繁重的运输任务。为了确保运河的畅通，明政府又征用大批人力重新清理被淤塞的会通河，对其他河段也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古老的大运河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清朝在北京建都后，最初仍靠运河维持南北运输。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大批新式船舶输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主要的运输工具，使海上运输的安全问题有了可靠的保障。南方的大批物资绝大部分都由海路运往京津一带，京杭大运河逐渐失去了它主要运输通道的作用。

　　到1900年，清政府全面废止了利用运河输运粮米的制度。京杭大运河受到政府的冷落，很少对它进行维护、疏浚和整修i作。不久，在中国大陆上出现了铁路，津浦线、沪宁线相继通车，沟通南北运输的任务完全由现代化交通工具承担起来。古代劳动人民历经艰辛开凿的大运河，经过1000多年的沧桑岁月，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一条断断续续的人工河流，静静地仰卧在祖国大地上，向它的儿女们讲述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