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把本民族的优秀成果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而交往就需要有交通，隋唐前我国同亚、非、欧三大洲的交往主要通过由长安向西的丝绸之路进行的。从唐末到两宋由于海上交通的逐渐兴起，开始了由海上交通与朝鲜、日本、南海诸国以及印度、阿拉伯等国进行交往的历史。因此，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起到了联接、延伸陆路与海上交通的作用，使各国使节、商人和各种货物，通过运河深入到全国各地，极大”地方便了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往来，促进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唐朝是举世瞩目的繁荣富强统一的封建大国，世界各国都有与之进行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愿望。唐政府也极力创造条件，加强与各国间的往来。为加强与倭国(日本)、新罗(朝鲜)、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的海上联系。唐政府于广州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负责接待往来客商;同时，极力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使西方各国使臣顺利地由陆路抵达长安;并积极改造大运河，使之能够适应大规模贸易的需要。

　　当时与唐朝交往最频繁密切的国家当属新罗，史书称其为“有类中华的君子之国”。新罗十分仰慕唐朝文化，在当时派遣僧侣人唐求法，派学子人唐留学成为国家的时尚。新罗与唐交往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由朝鲜牛岛渡过黄海至山东半岛的赤山镇(今山东文登斥山镇)，然后取陆路经青(益都)、齐(济南)、汴州(开封)西行至长安;另一条是沿山东、苏北一带海岸南下，在涟水入淮河，行至淮安再转入京杭大运河，由此可西达汴袼，南下扬州。经多年交往，这条通道成为新罗人唐的主要路线。在这条水路沿岸聚集了大量的新罗移民，建有“新罗坊”、“新罗馆”，为往来客商提供食宿之便。大量新罗人在唐朝多以商贸为业，他们往来于运河南北，贩运各种货物，大批新罗商船时常载运薪炭由蓬莱西人运河贩至淮安、扬州一带。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唐中叶后期国家的逐步繁荣，日本友人入唐数量激增。仅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的往来就达37次。当时由日本来的客商西渡登陆后，交通路线主要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路线。

　　北路：由日本西渡至山东半岛的登州县上岸，由陆路经青、济、汴州人运河达洛阳、长安。

　　中路：由日本渡黄海，直达长江口及苏北沿海一带，从扬州人运河北上，至汴州、洛阳、长安。

　　南路：由日本西渡东海至浙江沿海登陆，人浙东运河经越州(绍兴)抵杭州后，进入江南运河北上扬州，入淮安直抵京城。由于中路南路充分利用了运河交通网，较北路便捷，所以运河成为当时日唐交往的主要交通线。

　　阿拉伯人是古代世界商贸较为活跃的民族，他们十分注重同唐朝的交往。当时以香料薰衣、做食品或以香料涂壁之风盛行，所耗香料数额巨大。从南亚、波斯湾地区进口香料是唐宋同海外的大宗贸易。这些商船多在广州靠岸，据记载，当时广州的码头有婆罗门、波斯等各国船舶不计其数，船上“所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这些货物运往北方要先换小船，溯北江至南雄，进入江西后，将货物集中南昌。然后，由两路北上，一路出鄱阳湖人长江，顺江东行至扬州，人运河后北上。另一路东取仙霞岭，到衙州后沿钱塘江抵杭州进入大运河北上。在我国古籍中有许多关于运河沿岸胡商、蕃客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出海外商贾长期以来利用京杭大运河贩运货物，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扩大的史实。

　　北宋统一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国都向运河岸边的迁移，使当时的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移到了南方，整个交通运输网也呈现出以运河为基干向四方放射分布的格局。这个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南北经济的交流，而且在宋朝政府实行奖励国内和海外贸易政策的背景下，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宋朝的对外交往除利用汴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沟通沿海港口与日本、高丽交往，继续开通南下广州与南海诸国及阿拉伯国家交往外，还有走广济河入济水东去登州与高丽交往的“京东路”和由汴水进入黄河，转行渭水登岸后，由陆路转走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由于宋朝政府的经济重心偏于太行山以东，因此其海外贸易主要是靠运河来实现的。史书评论说：“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洚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大科学家沈括也说：“自淮南之西，大扛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之十七。”足见大运河在宋朝对外交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王座名窑(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也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寓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正如宋代诗人梅圣俞在诗中所言：“天王居大梁，龙举云必随，设无通舟航，百货当陆驰，人间牛驴骡，定应无完皮。”形象恰当地说明了运河为当时交通所提供的方便条件。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大运河作保障，大宗易碎瓷器靠当时车载牛拉的落后交通工具，从陆路运输销往海外简直是不可能的。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大臣一次贡奉最多达2.11万两、象牙60株、香药3000多斤。而北宋回赐有时竟达钱8.1万多缗、银5.2万两。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人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高丽人善于舟楫，多数客商带着满船辎重由“二浙溯汴至都下”。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人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宁波)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二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

　　大运河不仅为中外经济往来架起了桥梁，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的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此事曾受到宋朝政府的关注，当时苏轼称：“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翰，印板即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许多书籍流人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 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晋谒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数年后寂昭、元灯诸日僧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由于临安(杭州)“左江右湖，河运通流，舟船最便”。这段运河仍充分地发挥着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当时明州“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百货凑集”。四方商舶停满三江口。到12世纪末由于日本实行奖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西亚一带许多国家的客商也有许多由南海直航明州登岸。为方便海外客商，明州城出现多处“波斯馆”、“清真寺”。越州(绍兴)随着运河交通的发展也逐渐繁盛起来。当时越州城内栋宇栉此，舟车穿梭，一些宗教寺观竟演变成市场。当时的开元寺(今第二人民医院)，“有数十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山积云委，眩耀人目;书法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

　　两宋期间，无论北宋定都开封，还是南宋节节南撤，直到偏安杭州一隅，都始终不肯远离运河一步，可见运河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运河促进了商品流通，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唐宋时期高超的丝织工艺、陶瓷制造艺术、建筑技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各种文化书籍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经济的交往给唐宋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使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日益扩大，科技水平日益提高。尤其是当亚洲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沟通西方的丝绸之路逐渐阻断衰落后，海上运输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和政治联系的主要渠道时，运河的作用就更为显著。如果从这个角度评价京抗大运河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就会更加深切地感到大运河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乃至现代文明世界的形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